65年毛主席在杭州得知曾希圣“失业”，批评众人：不要忘了本！

1965年6月，杭州，毛泽东与曾希圣的一次谈话，牵出了安徽几年的风雨。曾经主持治淮、推动农业试验的省委书记，此时已经离开领导岗位，处于没有明确职务的状态。毛泽东听完情况后，神情严肃地问：“怎么会没有工作？” 这句话，并不是单纯替老部下鸣不平。曾希圣的经历，恰好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地方治理的复杂：既要迅速改变贫困面貌，又不能让急切的改革突破实际承受能力。 曾希圣早年长期在根据地和军队工作，参加过长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被调到安徽，面对的是水患频仍、交通闭塞、农业基础薄弱的局面。安徽的问题，不是发几道文件就能解决的。 1950年夏，淮河流域遭遇严重洪灾。曾希圣将灾情报告送到中央，报告中的数字和现场描述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。群众被洪水围困，房屋倒塌，粮食断绝，灾民只能登高避险。 毛泽东看过材料后，对身边人说：“共产党如果不能救百姓，还叫什么共产党？”随后，中央决定加强治淮工作的统一领导。治淮委员会成立后，大规模工程很快展开，安徽各地组织群众修堤、疏浚河道、兴建水库。 工程极其艰苦。设备不足，运输困难，许多地方只能依靠人力施工。曾希圣常常深入工地，和干部、民工一起商量办法。有人担心工程铺得太大，地方难以承受，他却回答：“事情总要有人做，人民等不起。” 1954年，佛子岭水库建成。它是淮河治理的重要工程，也改变了大别山地区长期受洪水威胁的局面。曾希圣因此受到中央重视，毛泽东曾称赞他懂农业、能办实事，并要求各地干部研究安徽的经验。 但安徽的困难并不只在水患。曾希圣发现，许多地方年年种同样的作物，一遇旱涝便大幅减产，于是提出根据地势和气候调整种植结构，后来被概括为“改种避灾”。这种做法并不神秘，却很务实：哪里适合种什么，就尽量按规律办事。 一段时间内，安徽农业生产出现明显起色，粮食产量增长，部分地区的工业和水利建设也逐步铺开。毛泽东曾把曾希圣视作能够抓生产的地方干部。可惜的是，成绩带来的信任，也让曾希圣后来承担了更大的责任。 曾希圣性格急，办事雷厉风行，批评干部时有时言辞过重。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时，一些同志对他提出意见。曾希圣一度觉得委屈，找到毛泽东诉说。 毛泽东没有立即替他辩解，只是听着。曾希圣说自己处处受约束，毛泽东便提醒他：“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”随后又说，真正不自由的并不是他一个人，担负责任的人都要接受组织约束。 这次谈话，对曾希圣触动很深。只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，形势变化加快，急于求成的风气在不少地方蔓延，安徽也出现了层层加码、强迫命令等问题。曾希圣在其中负有责任，不能因为此前有功，就回避后来犯下的错误。 三年困难时期，安徽农村的压力尤其明显。1961年初，曾希圣主持一次会议，午餐只有白菜和萝卜。他看着饭菜沉默许久，有干部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：“我们吃得这样简单，群众的日子更难过。得想办法让他们多收粮，吃上肉。” 这并非一句空话。安徽一些地方开始试行“责任田”，把产量、劳动和家庭责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。农民的积极性很快提高，部分地区粮食生产恢复较快。曾希圣将试验情况报告中央，中央同意在一定范围内继续观察。 责任田的效果，使争论变得尖锐。有人认为这是对集体制度的动摇，也有人认为，特殊困难时期必须允许地方探索。毛泽东当时并未立即全面肯定，只要求慎重试验。曾希圣却认为，只要能让群众吃饱，就值得继续摸索。 到1961年，安徽不少地区的粮食生产有所恢复，外出谋生的农民陆续回乡。可是，政策试验不能只看短期产量，如何处理集体利益、国家征购和农民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，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。 1962年，中央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，曾希圣受到严厉批评，安徽的有关做法也成为争论焦点。会后，他不再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对于一个长期在一线工作的干部而言，这无疑是沉重打击，但他没有公开发泄不满，而是作了检讨，承认自己在工作中存在急躁和片面之处。 三年后，杭州会议期间，毛泽东再次见到曾希圣。谈话中得知他仍没有合适职务，毛泽东显得不满：“长征过来的同志，不能只记得他的错误，也要记得他的功劳。安排工作，做人不能忘本。” 这句话传开后，中央重新考虑曾希圣的工作安排。此后，他被安排到西南地区工作，继续参与地方领导和经济建设。曾希圣一生并非没有失误，但治淮时期的担当、困难时期的探索，以及后来对错误的检讨，都被放在了同一段历史中衡量。ેણ 特别